启蒙不是改造,任重而道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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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不是改造,任重而道远(转)

帖子  挪威森林 于 周日 六月 13, 2010 12:02 am

作者:江上小堂1
    
    近代以来,为了所谓的强国,其实是为了“强权”,为了强大政权,中国先是搞了“洋务运动”,失败了;接着又搞“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再后,又搞“新文化运动”,现在看来,还是失败了。
    那么,我们看,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的挑战和参照下,经历了一次次地调整。先是从器物层面,再递进到制度层面,最后落脚到价值层面。这一过程,有其合理性。受其巨大的保守性所制约,中国社会总是企图做出最小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就显示出中国转型的被动性。“明治维新”不只是政治上的变革,同时还是整个社会思想上的变革。而且,思想上的变革要先于政治上的变革。与中国近代亦步亦趋,由表及里,思想与政治不相同步的变革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层面上,制度层面上,器物层面上的同步性比较一致和协调,而且整个社会在价值层面的变革要先于政治制度的启动。这当然与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特点有关。历史上,日本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是文化的跟随者而不是发源地。所以,不会产生文化上的自大心理,容易“见贤思齐”;另外,日本地域狭小,没有纵深,又是岛国,那么就可以从四面八方接受新的思想并得到迅速传播,非常地通透
    新文化运动,从最根本的价值层面着手,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找准了。强国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不能否认。但是在内容上,有重大偏差。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要将个人从宗法家族中解放出来,而纳入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所以必然要反对儒家的“孝”,必然要反对宗法家族。新文化运动没有将个人自由放首位,或者说将“个人自由”就理解为从宗法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个人相对于国家政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意识是要牺牲个人自由,成全“国家自由”,如此才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使得国家强大。殊不知,这样做,根本不能使国家保持长期的增强,只能是在国家贫穷的基础上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权。可以在牺牲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对抗西方的挑战。只有少数人,如胡适将个人自由放在首要位置,说过,“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而许多人,如孙中山则主张为了“国家的自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
    
    在方式上,新文化运动采取的是“启蒙”。所谓“启蒙”就是先觉者启发后觉者,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新思想,进行思辨,讨论,以理服人。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具有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出于自由的意愿而认可新的思想。这是正确的方式。如果始终如一采取这种方式传播新的思想,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新的思想,而且新的思想中,提倡个人自由的思想也必然会占上风,取得主导的地位。
    
    但是要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接触新思想和认可个人自由,这个过程会非常长。这与日本的情况不同,单从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特点两方面考虑,中国的阻力就更大。所以,必须要有耐心和持之以恒,不然就会欲速而不达。
    
    事情正是如此,众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就放弃启蒙而转为“改造”了。“改造”与启蒙大不相同。“改造”是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自觉自愿同意我的主张的,自然没有话说,就是同志。不同意的,就强迫其接受。愿意服从,就加入革命队伍,就是革命的,就是代表正义的。不同意我的主张的,反对我的主张的,就是“反革命”,那就要斗争,要消灭。这样,很快地,新文化运动传播思想的“启蒙”方式,就转变为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改造”方式。
    通过“改造”来传播新思想,无疑是违反个人自由的。个人通过“改造”而树立的思想,也必然不是建立在自我清醒的认识和自由意愿基础之上。这样,个人必然成为“新思想”的奴隶,被“新思想”所奴役和控制,丧失个人意志,成为强权的工具。
    当前,中国社会仍然需要“启蒙”,需要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启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是中国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必要和首要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启蒙”没有错,但切不要再将“启蒙”转为“改造”。
    2010年6月8日

挪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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