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改革与革命都没希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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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改革与革命都没希望(转)

帖子  挪威森林 于 周日 六月 13, 2010 12:14 am

明天,改革与革命都没希望  作者:告别奴性 提交日期:2010-2-25   

  先说改革。
  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刺激着从官方到民间最为敏感的神经——它耗费了不知多少学人的心血,他们本着知识分子最虔诚的良知,力图证明政治体制改革,既能挽救现行庞大的体制轰然倒塌,也能拯救我多灾多难的古老民族,并且信誓旦旦在中国一定能够成功。于是,一拨又一拨的知识分子不停地劝解,政府!行行好,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吧!?那声音,是祈盼,是哀求,是哭泣,是绝望;它也折磨着执政当局日益绷紧的神经,这政治体制能改吗?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人类最先进的,根本不用改。要改就是西化,它不适应中国。或者换一个说法,这政治体制一改,社会必乱。到时,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谅你负不起责,也就别在那书呆子般地瞎嚷嚷。一句话,不会改革。
  事实上,统治者是对的。从自身的逻辑出发,处于执政地位的统治者早已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政治体制改革行不通,两任总书记不是要改革吗?一个批斗而死,一个软禁而死,都没好“下场”。为什么?我不是问改革派的人物何以最终都以失去权力告终,而是问他们为何总是处于执政集团的弱势方?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刚好改革派没有获得体制内决定性的权力而断送了政治体制改革?
  我的结论是,非也。因为,翻开人类的政治史,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从未有过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案例,今天的中国力图政治体制改革达成,也许是在创作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神话,不是天方夜谭,就是痴人说梦。
  何谓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是政府管理所有人的事务,核心是权力;体制是承载权力的国家机构与制度安排;改革就是将现有现状转变为新的现状。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就是将已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运行制度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它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二是承载权力的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运行制度,三是国家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及其制度安排,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这三方面的改革,或者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其中,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也就成为最为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的设置及其运行制度属于次一级的政治体制,这一内容的改革也就是次一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及其制度安排,属于更低级的政治体制,这类改革是最低一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政治体制改革,只会是上述三个方面或者任何一个方面的改革,否则就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相同的。作为政治改革除了上述内容外,主要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分配的改革,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的分配,其中主要是执政资源的分配。现在,人们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混同起来,又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混同起来,导致政治改革具有成功的历史案例混同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又将经济改革或者文化改革成功视为政治改革成功,进而成为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热情不减且孜孜以求的理想追求与理性期待。错了,我们混淆了范畴,还在那耗费我们的无尽智慧计算1+1=3 的公式呢!真是自作多情,不怕累死。不信,你看:
  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党权决定一切,政改就是改革党权,就是从党权的合法性来源、党权的重新分配进行改革,你说,可能吗?没有任何的可能。如果改革党权的合法性来源,唯一的选项就是人民决定你这个党是否具有执政权,否则不叫改革。但是,谁具有将自己靠武力执政的党权,变成靠人民决定执政的党权,那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这种自觉祖坟的蠢事,谁会干,谁有能力干?
  再看,国家权力机构与关系的调整,这同样需要进行党权改革,这就是弱化党权强化国家权力,包括充实议会的决策权、扩充政府的行政权,加强法院的独立权,尤其将强力部门转为国家机构,交由政府统帅,至于党权从各类文化机构、企业单位、民间团体淡出更是应有之义,否则谈不上政改。然而,只要有这等动作,党权就逐步稀释,最终消解了,这等于没有了党权的存在,只有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你说谁具有这等气魄动这大干戈?如果将社会“搞乱”了,谁负责?
  最后,调整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这还是要收缩党权,主要表现为各省的国家机构凸显权力,弱化党权的支配欲控制,更重要的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尤其是人事任免权与政策决定权以地方为主说话,否则,这政改就是十足的空谈。好了,打开你无边的想象,这能成吗?这样的改革没准将一个国家变成“各自为政”了,还有统一吗?这不是自我鼓励“分裂”?这就是党认为政改后必然衍生的政治逻辑,任你口干舌燥、唾沫四溅,党就这死理。这叫中国国情,开不得玩笑。
  推论在此,既然三条道路一条不通,你还寄希望政改?做梦吧!自娱自乐可以,一厢情愿可以,党发善心,没门,也发不得,除非统治不下去,甚至统治不下去也不改,到时咱们一块玩完,多好。
  最后,有一点需要澄清,人类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是,中外文明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政治改革成功的案例,也存在经济改革与文化改革成功的案例,但就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案例,尤其没有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案例,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有的只是变革或革命成功的案例,而变革或革命不是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从未有过成功,寄希望今日中国创造人间奇迹,那是绝望后的梦呓,别呆了!
    
     再说革命
     今天,革命的政治思维又在社会中涌动,并成为一部分人诉求的“伟大”目标。他们认为,中国现今面临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正在孕育着下一场革命,理由是,目前的***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会有所弱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不是以此诱发的么?同时,每年成千上万次的群体性事件,更是经验化地昭示着革命的即将到来,就看那根导火索在未能扑灭中引爆整个社会。与此相呼应,统治集团也以腥风血雨的口气警告它的成员,如果政权不保,革命的刺刀就会叫我们统统人头落地、叫这个大地再次血流成河——其目的十分明确:一旦革命成功我们全都完蛋,除非我们紧握拳头死死守卫这个政权。于是,革命就成了今日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共同的血腥思维,并以双方日益对立的政治紧张不断强化,人民不堪忍受那不断挑动神经的***与不公,官员不断以强权教训任何敢于挑战的反抗者,革命似乎一触即发。
     果真如此?不错,与世界任何文明群落相比,中国这块大地上的革命不仅爆发的频率最高,而且导致的代价也巨大。自始皇建立帝国至今2200多年的历史中,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式的革命共计9次,仅以人口死亡为例就能发现其可怕的后果:
     1)秦末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2000多万人下降到600多万,减少70%左右;  
     2)西汉末年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5959万下降到2100万,减少65%左右;
     3)东汉末年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5007万下降到140万,减少85%左右;
     4)隋末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4602万人下降到1235万,减少73%左右;
     5)唐末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496万户下降到120万户,减少85%左右;  
     6)元末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9000万下降到4500万,减少50%左右;
     7)明末农民战争及其混战,人口从1亿下降到1400万,减少86%左右;
     8)清代白莲教起义,人口从3亿9110万下降到2亿7566万人,减少30%左右;
     9)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人口从4.3亿下降到3.6亿(另有2.3亿),减少18%左右。
     当然,也有比农民起义更加残酷的战争死亡,例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导致的人口减少就达到了90%以上,但这与以革命名义爆发的农民战争引起的人口死亡具有不同的性质,我们这里也就没有反映,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革命的悲剧性与双刃性。
     毫无疑问,以上在中国大地上连续爆发的农民革命,除了清代的白莲教起义主要是民族原因外,其他都具有朝廷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的共同原因,气候到了谁想阻止革命都不成,这叫螳臂当车——至于革命导致大量的死亡,对不起,顾不了了,革命不会因为担心死人而自我了断。但是,且慢,要制造革命,下列原因似乎更为根本,普遍的贫穷与无力改变的大面积天灾人祸的相交。普遍的贫穷得以将农民大量纳入革命的范畴,大面积的天灾人祸使贫穷的农民唯有选择革命一途。这里,政治严重***与贫富差距巨大可能是革命的充分条件,而普遍贫穷加天灾人祸则是革命的必要条件,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革命难以爆发,爆发了范围、程度也十分有限,难以改变现行的政治格局。不信,各位可以去仔细查查历史,我们的前辈有修史的文明传统,虽然不是可以全信,但基本史实老祖宗是不会戏弄后人的,因为没必要。
     有了上述归纳,我们不难发现,今日之中国政治***盛行、贫富差距巨大不错,但没有像中国历次革命所具备的普遍贫穷与大面积的且无力应对的天灾人祸,也就是除了少量偏远山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外(这里都人口稀少,自然导致的贫穷是主要原因),中原大地与沿海地区人口聚集的区域,没有一个相当地域范围内的民众处于普遍绝对贫穷的状态,而且这一贫穷是他们除了革命无力改变的,即使存在绝对的贫穷,他们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分散于各自的地域,这叫做革命的必备条件并不具备。这是为何?市场经济的特殊魅力。市场经济30年的持续发展从整体上使人民的生活普遍处于提升的状态,市场经济30年的连续运行将2亿多的青壮年农民转移出来极大地分解了农村普遍贫穷的均衡分布,市场经济30年的稳定实施导致沿海人口聚集区普遍富裕基础上的贫富差距呈现地域差异、职业分化、上下流动的特点,中国爆发革命的必要条件正在迅速消解。这正是中国已经选择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决定的,而且这一生产方式已经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紧密连为一体,它决定了谁也没有能力将这一生产方式在中国消灭,也决定了市场经济瓦解革命的必备条件的必然性。
     有人会说,你所说的是流血式的革命,这类革命也许不会爆发,但和平式的革命不能爆发吗?苏东的崩溃,苏哈托的交权,韩国军人政权的垮台,难道不是和平式的革命么?不错,可以称作革命,但这总体上不是我们思维中的流血革命,更不是历史上中国农民战争式的革命,这类革命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恰恰,目前的民间反抗者与官方统治者时时叫嚣的都是这类革命,本文所要澄清的就是这类革命在中国的一去不返,那种寄希望于流血革命实现政治发展的企图正好给官方以强化自己统治的理由,它对于中国政治的理性演变是害不是福。
     分析到此,有人更会提出问题,既然流血式革命不会爆发,那和平式的革命是否爆发、何时爆发又怎样爆发,我们急切地需要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要着急,这正是本人今后需要讨论的重点,先在此简单铺垫。
     其实,这种所谓和平式革命严格说来不能称作革命。革命者,杀头也,流血是也。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论你搞什么政权,统统都要给民主让路,而结束非民主选择民主都是强大民间力量的压迫与官方统治力量的分化达成的,完全的民间力量与完全的官方力量都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转轨。显而易见,这一政治演变方式不能是完全的民间革命的产物,也不能是完全的官方改革的产物,只能是上下结合的产物,这叫做变革。好,就算是变革,那中国政治的变革能否发生、何时发生有怎样发生呢?且听以后分解。

挪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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